《当呼吸变成空气》第一部分我本健康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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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见证的出生,也是第一次见证的死亡。

那之前我已经完成了医学生涯的第一步，埋头在书籍，扎在实验室里，咖啡馆里复习课堂笔记，躺在床上温习自制的记忆卡片的两年高强度学习结束了，接下来的两年，我会花在医院和诊室里，终于要把理论知识应用到缓解坚实的痛苦，和病人一起，而不是抽象的，正是我主要的目的。我从产科开始，产房和产后病房的夜班。

太阳西落我走进大楼，努力回忆着分娩的不同阶段，相应的宫颈扩张程度，指示婴儿下降位置的术语——任何可能会派上用场的东西。作为医学生，我的任务是通过观察来学习，并且不要碍事。住院医，已经读完医学院，如今在所选的专科正在进行规培，还有护士，有着多年的临床经验，会是我的首要指导人员。但是恐惧仍然潜伏着：会不会因为偶然或必然，我会被指令独自接生，并失败——我能感觉到它的颤动。

我自己找路去医生休息室，见住院医。走进去，我看到一个深色头发的年轻女人躺在沙发上，狼吞虎咽嚼着三明治，看着电视，同时还看着一篇期刊文章。我介绍了自己。

“噢，你好，”她说。“我是梅丽莎。需要我的话就到这里或者检录室找我。可能你最好看着点那个叫卡莎的病人。她二十二岁，早产，双胞胎。其他病人都很正常。”

咀嚼的间隙，梅丽莎简要给我介绍——劈头盖脸一大波事实和信息：双胞胎刚刚二十三周半，希望能继续保胎等到发育更好一点，能保多久保多久；二十四周被认为是存活的临界点，每多一天都举足轻重；病人吃了各种药来控制宫缩。梅丽莎的呼机响了。

“好了，”她说，跳下沙发。“我得走了。你可以在这儿转转，愿意的话就呆在这里。我们的有线电视频道不错。要么你也可以跟我来。”

我跟着梅丽莎到了护士站。一面墙上挂满了监视器，显示着各种自动监测曲线。

“那是什么？”我问。

“是子宫分娩力计和胎儿心率的输出。我带你去看病人吧。她不会讲英语。你会西班牙语么？”

我摇摇头。梅丽莎带我进了房间。很黑。母亲躺在床上休息，很安静，检测带缠在她的腹部，监视着她的宫缩和双胞胎的心率，把信号传送到我在护士站看到的屏幕上。父亲站在床边握着妻子的手，愁眉不展。梅丽莎用西班牙语对他们低声说了什么，然后和我出来了。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一切顺利。梅丽莎在休息室睡了。我试图破解卡莎表格上的难以辨认的字迹，鬼画符一样，到头来明白了她的名字叫伊琳娜，这是她第二次怀孕，没有接受过产前护理，没有保险。我记下她正服用的药品名字以便晚点查询。休息室能找到的教科书里我读了一点关于早产的内容。早产儿，如果能活下来，显然脑部出血和脑瘫发生的机率很高。然而我的哥哥苏曼，三十年之前早产了近八周，而如今是一个神经科规培医师。我找护士，请她教我怎么阅读监视器上各种小曲线，那对我来说并不比医生的笔迹好认，但是很明显可以提前告知我病人状态是稳定还是危机。她点了头，开始从头给我解读宫缩和胎儿对宫缩的心率反映，那种方式，如果你靠近一些，你会看到——

她停住了。脸上闪过焦虑。没说话，她站起来跑进了伊琳娜的房间，又马上冲出来，抓起电话，呼叫梅丽莎。一分钟之后，梅丽莎到了，睡眼惺忪，看了一眼曲线，冲进病房，我尾巴似的跟在后面。她翻开手机给主治医打电话，语速飞快地讲着术语，我半知半解。双胞胎情况危急，我零星听到，他们活命的唯一希望，是紧急剖宫产。

我被骚乱裹进手术室。伊琳娜被仰面放在操作台上，药物流进她的血管。一个护士忙乱的在产妇的下腹涂抹消毒剂，同时主治医、住院医还有我同时往双手和前臂上洒酒精消毒剂。我模仿着他们的急促动作，在他们喘着粗气诅咒时静默地站着。资深外科医师和主治医师焦躁不安时，麻醉师为病人插上了管子。

“快快快，”他说。“我们没有多少时间，动作得快点！”

我就站在主治医旁边，看他划开卡莎的肚子，从隆起的子宫顶端下方，肚脐下划出一道长曲线。我努力跟上每一个动作，脑海里挖掘着教科书上的解剖图例。手术刀锋所及，皮肤分开。他自信的划开肌肉上覆盖的坚韧白色筋膜，然后用双手把筋膜和肌肉分开，西瓜一样的子宫一闪而出。他划开子宫，一张小脸闪现出来，马上消失在血泊中。医生的手探进去，捞出一个，接着是另一个紫色的婴儿，几乎不动，眼睛紧闭，就像从过早巢里掉出来的小小的鸟。半透明的皮肤下，他们的骨骼清晰可见，看上去更像是小孩子的预备草图，而不是真正的孩子。只比医生的手大不了多少，小的没有办法抱，他们被迅速递给等在那里的新生儿重症医师，跑着送到新生儿重症监护室。

燃眉之急的危险已解除，手术的节奏慢了一些，暴风骤雨变成了某种平静。皮肉烧糊的味道在灼烧止血时吹起来。子宫被缝合会去，针脚就像一排牙齿，咬合住开放的伤口。

“教授，要缝合腹膜么？”梅丽莎问道。“我最近读到说可以不缝。”

“上帝制造完整的人不能破碎，”主治医说，“至少暂时不行。我喜欢让它恢复到我看见时的样子——我们缝合起来。“

腹膜是一层蒙住腹腔的薄膜。我完全错过了腹膜打开，如今彻底看不见了。对于我，伤口看上去就是一堆杂乱无章的组织，对于手术师它却有着恰当的秩序，就像一大块大理石之于雕塑家。

梅丽莎召唤了腹膜缝合，镊子伸进创口，拉出来肌肉和子宫之间一层透明的组织。忽然之间腹膜，还有上面的开口都清楚了。她缝合好，然后转移到肌肉和筋膜，用一支长针和几个大针脚缝合到一起。主治医离开了，终于皮肤也缝合了。梅丽莎问我要不要缝最后两针。

针穿过皮下组织，我的手颤抖着。收紧缝线，我看到针有点弯。两边的皮肤没有对好，还有一团脂肪绷出来。

梅丽莎叹了口气。”不对称，“她说。”你只能缝真皮层——看到这个白色的薄层了么？“

我看到了。不仅是我的头脑需要训练的，还有我的眼睛。

“剪刀！”梅丽莎剪开了我业余的结，重新缝合了伤口，敷上敷料后，患者被带走康复。

正如梅丽莎之前跟我说的，在子宫里二十四周被认为是存活的边缘。双胞胎坚持了二十三周零六天。他们的器官存在了，却还没有准备好去承担延续生命的责任。还欠了他们将近四个月被保护在子宫里的发育时间，那里携带氧气和养分的血液通过脐带输入，肺还不能进行呼吸所需的复杂的舒张和气体传输。我到新生儿重症监护室去看他们，各自罩在透明的新生儿塑料保育箱内，和巨大的滴滴作响的机器比起来小的可怜，在一堆缠绕的线材和罐子中间几乎看不见。保育箱有一个小小的侧边门，父母可以伸手进去轻拍小胳膊小腿，提供至关重要的人际接触。

太阳升起来，我的夜班结束。我解放回家，双胞胎被从子宫里取出来的画面打断着我的睡眠。就像发育不成熟的肺，我感觉到自己还没有准备好承担延续生命的责任。

那天回去上晚班，分配给了我一个新的妈妈。没人预料到有什么问题。事情正常得不能再正常；那天实际上正是他的预产期。和护士一起，我跟踪着妈妈的平稳进展，宫缩越来越频繁地拉扯着她的身体。护士报告了宫颈的开度，从三厘米到五厘米再到十厘米。

“好了，到了用力的时候了，”护士说。

她转过来跟我说，“不用担心——快生的时候我们呼你。”

我在医生休息室找到了梅丽莎。过了一会儿，产科团队被叫进房间：快要生了。门外面，梅丽莎递给我一件长袍，手套，还有一双很长的靴套。

“会很邋遢，”她说。

我们进了房间。我尴尬的站在一边，直到梅丽莎把我推到正面，病人的两腿中间，就在主治医前面。

“用力！”护士鼓励，“再来一次：就这样，最好别叫。”

尖叫没有停止，很快还伴随着涌出来的血和其他液体。医学图表的整洁，和代表自然没有任何关系，红色不仅在齿爪之间，也在出生。（这不是一张安妮·盖德斯的照片）很显然，在实践中学习成为一个医生，会和在课堂里做医学生非常不同。读书，回答多选题和担负连带责任地采取行动没有什么太多相似之处。当你拉着脑袋帮助肩膀出来的时候，知道自己需要明智判断和实际做出明智判断完全不一样。要是拉得太用力了怎么办？（不可逆的神经损伤，我的大脑喊道。）每一次用力，脑袋都露出来，一停下就缩回去，前进三步后退两步。我等着。人类大脑已经改变了这一有机体最基本的任务——繁殖，使之成为很危险的事情。同一个大脑，使得比如生产和接生，胎心监视，硬膜外麻醉以及紧急剖宫产成为可能——而且必要。

我站着不动，不知道什么时候行动，如何行动。主治医的声音把我的手指引到冒出来的脑袋上，下一次用力，我轻柔的导引着孩子的肩膀，她出来了。很大，胖乎乎，湿漉漉，轻松超过前晚那两个小鸟似的孩子三倍有余。梅丽莎钳住脐带，我剪断。孩子的眼睛睁开，开始哭。我又稍微多抱了一小会，感受着她的重量和实质，然后递给护士，护士把她抱给妈妈。

我出了产房，到等候室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等在那里的一大家子人。聚在那儿的十几个家庭成员欢呼雀跃，一通握手和拥抱。我是山顶上返回的先知，带着欢乐的新盟约！所有生产的混乱都消失了；这里我刚刚抱过这个家庭的最新成员，她是这个男人的侄女，那个女孩的表妹。

回到病房，我满面春风，碰到了梅丽莎。

“嗨，你知道昨天晚上那对双胞胎怎么样了吗？”我问。

她的脸色暗了下来。一个孩子昨天下午死了，另一个挣扎着活了不到二十四小时，然后在我接生新的孩子的时候也去世了。那个时刻，我只能想到萨缪·贝克特，他的比喻，那两个孩子，抵达了他们最终的极限：“有一天我们出生，有一天我们会死去，同一天，同一秒……出生横跨着墓地，光线闪耀了瞬间，然后一切重归长夜。”我曾经就站在手持“镊子”的“掘墓人”身边。这些生命达到的究竟是什么？

“你觉得很糟糕么？”她继续。“大部分胎死腹中的妈妈也要经历分娩过程。能想象么？至少这两个家伙还有过机会。”

划了一根火柴，却没有点燃。妈妈在543房间里垂泪，父亲眼圈红肿，泪水无声地泗流满面：欢乐的背面，是无法承受的，不公平的，出乎意料的死亡的出现……哪有什么道理可言，能说些什么去宽慰呢？

“紧急剖宫手术是个正确的选择么？”我问。

“毫无疑问，”她说。“那是唯一的机会。”

“要是不做呢？”

“很可能他们会死。当胎儿的血酸上升;脐带失常，或者其他不良状况发生了，非正常胎心监测会显示。”

“但你怎么知道监测看起来坏到什么程度？哪种更糟——生的太早还是等得太久？“

“全凭判断了。”

多么重大的判断啊。在我的生活里，做出过比选择法式蘸料还是鲁本蘸料更艰难的抉择么？我怎么才能学会，并且带着生活，这样的判断呢？我仍然有很多实操医学要学习，但是光有知识足够么——生与死悬于一线？肯定光有知识不够；还需要清晰的道德。不知何故我感觉，我将要学到的除了知识，还有智慧。毕竟，一天之前当我走进医院时，生与死还只不过是抽象的概念。而今我已经近距离亲眼得见。可能贝克特的波佐是对的。可能生命确实不过是“一瞬”，快的来不及考量。但是我的重点必须放在即将到来的角色，亲密地卷入死亡的时间和方式——拿着镊子的掘墓人。

不久之后，我在产科的轮转结束了，接下来的马上就是肿瘤外科。麦蕊，另外一个医学生会和我同时轮转过去。几周后，在一个不眠之夜之后，她被分配给去协助一台惠普尔手术，一种需要几乎重新放置所有内脏器官，才能切除胰腺肿瘤的复杂手术，通常一个医学生会站着不动——或者，最好，缩着——长达九个小时。这被认为是能被选择参与的上好手术，因为它极其复杂——只有首席住院医才会允许积极地参与。然而却非常累人，也是对于通用外科医生技术的终极测试。手术开始十五分钟之后，我看到麦蕊在走廊里哭。惠普尔手术通常开始时会从一个小切口插进一个小内窥镜来寻找转移，因为广泛转移的肿瘤会让手术变得毫无用处，会导致手术叫停。站在那里，等待即将开始的长达九个小时的手术，麦蕊心理在嘀咕：我太累了——天哪，有转移吧。真的转移了。切口缝合，手术叫停。先是如释重负，然后是痛苦，和不断加深的自责。麦蕊冲出手术室，这时候她需要一个倾听告白的，然后看到了我，我就成了那个人。